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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札记（转）
纳兰初见
〓 网易文化自助餐 读书论坛 发布时间 2002/12/15 19:53:45 by 纳兰初见 〓
一：第三匹黑马时代
俄罗斯哲学是苦难和顿悟的哲学，是为真理而牺牲的哲学。
——[俄] M·H·格罗莫夫
艺术家的文艺观与其历史哲学观紧密相连。
在艺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崇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钦佩荷马的史诗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刻艺术。他的美学理想是“和谐的美”。
然而他的美学理想和他的艺术实践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一方面，热爱艺术的严谨和美的和谐，另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地违背“和谐”的准则，而把艺术用在了表现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个人内心的极度紧张与神经质，他追求拉斐尔式的和谐之美，最终却走进了伦勃朗式的冷峻和阴沉，以黑色调来映衬光明，在“圣母”理想之下却描绘“索多玛”式的混乱，肮脏，淫乱。
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艺观，美学观，就必须对他的历史哲学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札记里写到：
在原始宗法制村社里，人是直接靠“民众”而生存的。（转引自格·米·弗里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作为第一个历史阶段的人类虽处蒙昧，但人类关系仍是和谐的，因而，作为个体的人也是幸福的。他对于人类历史第一时代的看法类似于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为的就是恢复周礼；老子的终极社会理想就是小国寡民。但是艺术家毕竟有别于哲学家的理想，哲学家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度，而艺术家的理想则在于建立一个“美”统治一切的国度。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阶段，亦即封建贵族时代和资产阶级文明时代中的个体的人脱离了“民众”，于是，个人就“感到痛苦，忧伤，失去积极生活的源泉”。文明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痛苦就是生命的本质”的时代。《白痴》中狡诈的列别杰夫对梅什金公爵说道：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匹黑马时代，即骑马人手里拿着天平的时代，因为现今这个世道，一切都建筑在天平和契约上，人人寻找的都是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小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再有就是自由的精神，纯洁的心灵，健全的体魄，而且还想保有上帝恩赐的一切。但是只靠权利是保不住这些东西的，因而随之而来的是灰马时代，他的名字叫死亡，而在它之后就已经是地狱了。”
假如这些话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第二时代的说明还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拉斯科利尼科夫被流放后在西伯利亚的那个梦魇可以更明白地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即将覆灭和新生的第二时代的认识：
“大斋期的整个末尾和复活节，他一直躺在医院里。行将痊愈的时候，他渐渐想起他还在发高烧和说胡话的时候那些梦。他在梦中梦见，似乎全世界要遭到一场瘟疫的祸害，这场瘟疫由亚洲的腹地蔓延到欧洲，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十分可怕。除了少数极少的优秀人物外，所有的人都将死于这场瘟疫之中。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一些潜入人体的微生物。但是这些微生物乃是一些拥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一旦被它们潜入体内便会立刻魔鬼附体，开始发狂。传染上这种疾病的人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们才坚持真理。但是，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他们认为自己的论断，自己的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也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整个村镇，整个城市和整个民族无一不染上这种疾病而疯狂了。大家人心惶惶，但是又互不理解，人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因而悲天悯人，捶胸顿阻，痛哭流涕，绞着自己的双手，痛苦万分。他们不知道谁是谁非，也不知道对他人应该作何评价，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既不知道谁有罪，也不知道谁无罪。人们在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中互相残杀。他们啸聚城镇，结成大军，互相攻打。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在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齐鸣：把大家召集拢来，但是谁在召集，召集起来干什么，却无人知晓，总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最普通的行当也被弃之不顾，因为人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且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连种田的也停止了，有些地方，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在商量什么，并且发誓永不分离，——但他们立刻又开始做他们刚才打算做的完全不同的事，并开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和彼此厮杀。熊熊大火，烧遍各地，饥荒饿殍遍地。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瘟疫到处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全世界得以幸免的只有不多几个人，这是一些纯粹的精英，他们的使命是繁衍新的人种，开始新的生活，更新和净化大地，但是过去，从没有见过这些人，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话和声音。
梦是根据《圣经》中所载世界末日来临前的预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以及《启示录》中所载有关过去与未来的“天启”。这个梦并不是用弗洛伊德的“梦即欲望的达成可以解释的。这个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第二时代所将产生的种种混乱，战争，迷惘，杀戮的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罪与罚》这篇貌似犯罪小说的寓意小说来揭示第二时代的人类脱离了人类自身的母体，个人都以个人为自我的中心点，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人类在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时候，毁灭的将是人类自身。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精神上的“复活”则象征着上帝能救治这个“社会在生病”（巴尔扎克语）的时代。这里的“复活”较之于玛丝洛娃在精神上的“复活”具有更高的哲学意义。玛丝洛娃的“复活”是个人意识在社会层面上的苏醒，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少年》里，悲观厌世的克拉夫特的表白更为直接：
“现在这个时代是中庸之道和冷酷无情的黄金时代，是人们爱好无知，懒惰，无能，坐享其成的黄金时代。谁也不动脑筋，很少有人给自己定出一种想法。”“现在人们砍光俄国的森林，耗尽俄国的地力，使沃土变成草原，只能供卡尔梅克的牧民使用了。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上一棵树，人们都会笑他说：‘难道你能活到树长大的那一天吗？另一方面，那些希望社会好起来的人只谈一千年以后的事。安身立命的观念完全没有了。大家都像住在客店一样，明天就打算离开俄国。大家只要能活着就满足了……’”
新生的开始就是第三时代的到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都是傅立叶主义者，他坚信空想社会主义所构想的那个“黄金时代”，认为人类在遥远的将来能重新回到和谐，宁静，安乐的时代。
在他的最后一个短篇《一个荒唐人的梦》，他像托马斯。莫尔用那种优雅，平实的笔调描绘海上之国“乌托邦”一样，他用温暖，诗意的笔调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个世界里，树木挺拔俊俏，秀丽葱茏；成群的鸟儿在天空中飞翔，对人类一点也不存畏惧，时常落在行人的肩上婉转低唱；人们的脸上都有赤子般纯真的微笑。人们不存奢望，生性淡泊，无须经历艰辛的劳动，只须“吃清淡的食物：树上结的果子，树林中的蜂蜜，同他们友好相处的动物的奶汁”就可以维持生命了。死亡在他们毫无恐惧可言，他们安详地微笑着向他的亲友祝福，微笑着离开人世，死者的亲友也向他抱以微笑，抱以祝福。
和陶渊明那个消失在现实世界的“世外桃源”不一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结局是由于一个现世的人的到来，破坏了这个理想世界的和谐。这篇小说的哲理意义在于，现世的“荒唐人”不可能被和谐世界所接受，“荒唐人”只属于这个荒谬的第二时代。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现世就是“第三匹黑马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都是荒谬的，非理性的，权利操纵着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艺术也必须违背他的艺术理想。从这一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严谨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现实成了他创作中不可背叛的宙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观，决定了他对于现世的态度。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观，才能够正确理解他的美学理想与自身创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及其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悲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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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死了
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在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而哲学斗争的根本分歧还是形而上的存在问题。
一切哲学都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形而上的存在作为其哲学存在的依据。这个形而上的依据在各个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解释。
西方第一个经典的哲学家柏拉图的依据是理式，万物的产生都必须依据这个最高的理式。理式在柏拉图是没有证明的，他只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关于哲学最高命题的证明也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凡是证明，都必须依赖科学的形式，但是科学却永远无法达到这个形而上的存在的高度。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于世界本原的说法都只是哲学家的自圆其说，中国第一个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在论述他的最高范畴时，也是含含糊湖地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敫，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道德经》第十四章）
老子衣钵的继承人庄周发展了这种思想，同时也把“道”的存在具体化了。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 ：“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 ：“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 ：“期而后可 。”庄子曰 ：“在蝼蚁 。”曰 ：“何其下邪？”曰 ：“在稊稗 。”曰 ：“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 。”曰 ：“何其愈甚邪？”曰 ：“在屎溺 。”（庄周《庄子》）
在这段关于“道”的著名问答中，“道”还是以一种超脱人类感觉不可知的形式而存在。
柏拉图的哲学直接影响了基督教的产生。柏拉图的神秘的理式被基督教的上帝取代。但是，上帝的存在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上帝的存在的证明问题成了基督教的致命伤，假若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这个世界的神性就值得怀疑，整个神学世界存在的基石就会因此而倒下。回答上帝的存在问题成了基督教在思想上统一欧洲后的最重要的问题。
宗教和哲学的起源都是对于宇宙精神的无限探求，故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
我以中国的道教思想来比较西方的基督教，这种比较仅仅是对其在认同形而上的存的相似点做了比较，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上帝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其存在形式是不确定的，这个具有人格的神较之于东方民族哲学中具有非人格意义的形而上的存在来说，更加具有迷惑性和神秘性。
上帝的是否存在让欧洲人苦恼整整一个中世纪，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虽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神学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是基督教的经典，但是，这些神学家白首穷经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文艺复兴是以上帝的名义，小心翼翼地以艺术的手段冀望把人的力量抬升到可以和虚幻的神并列的地位。启蒙运动也没有推翻上帝，理性主义还是摆脱不了谁是第一推动的尴尬。
宗教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最关注的问题。他之所以关注宗教问题，并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冀望以宗教来拯救世界。宗教就是他给这个将要坠入深渊的社会开出的药方！另一方面，他的宗教是和他的社会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乃至整个社会能否存在建立在上帝的存在与否这一全人类性的终结性的思考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开始追问这个问题的。从《穷人》中那个渺小的抄写员开始，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个问题直到他的最后巨著《卡拉马左夫兄弟》中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都是多声部的，多重性的。一组组激化到了顶点的矛盾竟会如此完整地重合在同一个躯体上！他的目光时而冷酷无情，时而温情忧郁。他的严肃犹如“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他的愁苦犹如愚昧，无依无靠，饱经风霜的俄国农民。他的思想中，罪与罚，善与恶，上帝与撒旦，忠诚与背叛互相激斗，各自发展到了极点。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不仅自身处于极端矛盾的边缘状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也处于极端矛盾状态之中，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自身的和人与人之间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了他的所有著作的肉体部分。他的人物不是把自己撕裂，就是在上帝那寻到了慰籍。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索妮娅的指引下，找到了上帝，放弃了“超人”理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没有了上帝，惟有自杀； 伊万否定上帝，但是他却被他心里的魔鬼折磨得疯了；斯乜尔加科夫丢失了上帝，在伊万“没有上帝，人可以无所不为”的理论的指引下走向了弑父与毁灭！
一切的矛盾，不和谐，痛苦，归结到一起，就是那个折磨着他和他笔下所有人物的问题：
“上帝是否存在？”
他笔下所有颤栗的灵魂都在追问上帝的有无！
这些痛苦的怀疑论者都没有办法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和创造他们的主人一样都深受上帝的折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扪心自问：
上帝是否活着？
上帝要是存在，他为什么不证明自己的威力？痛苦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决定他的命运的那个星期天来临之前抱怨道：
“上帝何不从日历上轻而易举地哪怕抹掉一个星期天，从而向无神论者证明自己的威力，并使一切昭然若揭。”
老索科利斯基以更为深刻的思考质疑上帝的存在：
“假如确实有一个高级的生物，他以人的形态存在，而不是以某种创造万物而无所不在的精神形态，也不是某种液体形态（因为那就变得更难理解了），那他到底住在哪里呢？无疑地，这是愚蠢的，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反驳都归结到这个点上。居住的地方是关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上帝的思想在他的《卡拉马左夫兄弟》里做了最后的总结，而这个标志着这个总结的两个人物是伊万和阿辽沙，在酒楼上的激烈讨论就是这个总结性的报告！
伊万并没有直接回答阿辽沙提出的伊万是否信仰上帝的问题，他先对着阿辽沙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儿童被虐待，杀害的悲剧来证明上帝创作的这个世界的现实状态是荒谬，非正义的，从而曲折地回答上帝假如存在，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干预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上帝假若不存在，那么这个荒谬的世界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最后，伊万质问阿辽沙：
上帝会允许把黄金时代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建立在一个天真纯洁的儿童的苦难上吗？
阿辽沙无言以对！阿辽沙无法回答当上帝创造的世界成为一个恶毒，荒谬的世界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出来干涉这个致命的问题，他的回答仅仅是仁慈的吻。
伊万并没有结束对上帝的讨伐，他进一步以一个寓言故事的形式从理论上否定了上帝现在已经不需要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了。在他的寓言里，他假设上帝来到了人间，但是事实上上帝在人间再也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因为上帝不能给人以面包，自由。这个著名的章节《宗教大法官》是伊万对于上帝的总结性回答。
他的回答是，人类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上帝，那么那个虚无的上帝就不需要来干涉这个世界了。这个寓言的含义也就是伊万信奉的伏尔泰的名言“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人类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曲折地否定创造万物的上帝死了，现在的上帝就是专制的强力。
伊万的理论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并没有死。通过整部《卡拉马左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证明的是上帝还活着，上帝仍然活在人类的崇高道德里。正如在《少年》里，多尔戈鲁基询问韦尔西洛夫什么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时，韦尔西洛夫回答道：把石头变成面包，这就是伟大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体现在《卡拉马左夫兄弟》里就是甘愿去承受苦难，并以此来赎清自身的罪恶。这个结论体现在这部著作的结局里。米嘉作为错案的无辜受害者拒绝了逃跑的建议，而是坚决地去西伯利亚受苦受难以赎清心中的罪恶，阿辽沙毅然离开修道院去远行接受这个世界的考验。
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完全走出上帝这个谜圈，也没能及时听见尼采那声惊世骇俗的惊呼：
上帝死了！
西方世界经历了这两位患病的思想家的轰击，原有的神学价值观完全崩溃。迎面而来的时代是迷惘，混乱而又疯狂的一个世纪。
如伊万所言：
没有上帝，人类就可以无所不可了！
他们同时预言了这无所不可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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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上你的十字架，跟我来
基督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真理的宗教。
——别尔嘉耶夫
基督教关于赎罪的思想对于一个非基督徒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造成这种隔阂的还是中西哲学人生观的截然不同。
古希腊有著名的绪西福斯神话，中国也有愚公移山的传说（《列子》）。绪西福斯因为触犯神明，神明惩罚绪西福斯把一块巨石从山底推上山巅，但是每当绪西福斯就要把这块石头推上山巅的时候，石头又会自动跌落到山底，于是绪西福斯就终日受着这种没有期限的机械性劳役的苦楚。这个神话可以代表西方人的人生哲学中的以坚忍的意志和身受无尽的折磨来赎还自身罪恶的赎罪意识。中国的传说愚公移山中，愚公为了搬太行山许下了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太行山终究还不是他搬走的，而是天帝搬的。这个传说多少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苦难表现了一种非常可敬的超然的达观，但不难看出这种的达观的幼稚与肤浅。这种乐观精神底蕴就是对苦难的回避。中国人不曾设想过，假若愚公死了，天帝也没有来帮他搬太行山，那么他的子子孙孙是否会真的搬下去吗？这种精神在文学里的延续是我们可以在大多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小说里看到对苦难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的古典小说大多以大团圆式的结局昭示人间正道尚存，如若真理不存于人世，其苦难必感于天地而终得善报。
西方的哲学精神进入了基督教以后，就发展成了赎罪意识。
《圣经》里有句很精彩的话，耶酥对着他那些迷途的羔羊说：背上你的十字架，跟我来。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基督的子民背负罪恶的十字架跟着耶酥前去受难，以达到至善。
原罪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生来就是罪恶的，只有在尘世中不断行善，死后才能进入天国。这种原罪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允许犯罪的人忏悔，并且通过对自身的惩罚（赎罪）以达到至善。这种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小说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根据他的流放，可以把他一生的创作时期分为前西伯利亚时期和后西伯利亚时期。前期的代表性的创作风格明显带有果戈里风格的痕迹，而在他后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则更显示了他作品中独特中浓重的宗教哲学气氛。
造成他风格巨大转变的是那次西伯利亚的苦役。他的作品前后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巨大，这是一个谜。但从他后期的小说里，我们不难发现某些有意思的线索，从马长老临死之前对着他的门徒的发自肺腑的身平自述里，从阿辽沙对母亲的模糊记忆里，我们不难看出，早在作家的童年，他那稚嫩的心灵已经被上帝的伟大深深感动了。在《死屋手记》中，作家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却对那些平民苦役犯采取难能可贵的宽容，仁爱的态度，甚至在最凶恶的罪犯身上也发现了美德。
出版于一八六六年的小说《罪与罚》，把这种宗教忏悔意识和原罪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拉斯科利尼科夫面对作为上帝思想的体现者索尼亚，揪心地说到：
我杀死不是那个老太婆，而是我自己。
这话也暗示了标题所指明的双重意义。有罪恶，就必有惩罚。在这个执着的基督徒那里，这种惩罚来自于对自身所为之恶的内心忏悔。为了新生，他甘愿服罪，去西伯利亚。同样，米嘉的新生的开始也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赎罪和新生的同义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里，苦难不仅仅对于自身罪恶的救赎，而且是使人灵魂净化的必要阶段。宗教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个体的疼痛与苦难的呼号，而是个体的疼痛与苦难的积极克服。
去“西伯利亚”，面对你的苦难！
天国之门将在苦难里向你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