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的追忆——《我们的师长》苏子拜读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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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既有对名师个人的特写剪影，也有一群人的勾勒。点面结合中，让读者对师长们的人生风采可获得多元透视的美感。

       两类不同叙事对照阅读，其乐也是无穷（融融）！

       譬如潘兆明的《一个甲子的怀念——忆北大的师长们》，在我拿起这本书，不知是逐页读还是跳着看地彷徨之际，忽然就把它作为了向导：读了里面的短章，再去阅看前面具体的人物回忆录，前后相互参证，不亦乐乎？

       这一对勘的研究读法一经采用，就让读者发现了当事人记忆上的不同。孰是孰非？细细考订，可谓非常有趣的事。

潘文《王瑶先生》一节末尾，“王先生1994年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277页）王先生的门人赵园女士在《王瑶先生杂忆》中开门见山：

       “1989年岁末，隨师母护送王瑶先生的骨灰回系后，理群兄来约写纪念先生的文字”，文章落款“1990年早春”。看来还是当事人的记载更可靠。潘先生在文前自序中也说：

       “我还是直写自己真实的印象和感受吧，虽难免一鳞半爪，而且记忆有时也有点靠不住，尤其是在时间、地点等某些细节上，而我手头又缺乏查证的资料，如有所谬误，还请识者指正”。【幸好有前面的赵文，让我们帮了潘先生一个小忙，呵呵……】

       潘文《吴组缃先生》一节，说“1934年他的《一千八百担》发表”，学生们对茅盾赞誉的这位大作家仰慕有加，因而对他的课充满了期待。

       再看吴门刘勇强教授的《先生是一本书——吴组缃教授追思》开头：

       “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大学本科读到先生80年代初写的名篇《一千八百担》时。”

       二者（时间上）以谁为准呢？百度一下：

“一千八百担，短篇小说。吴组缃作。1939年发表。”

       看来，刘教授对《一千八百担》的说法还是不准的。我记得自己最早是在《文学自由谈》还是一个随笔的刊物上读到过这篇回忆，心理上颇有触动。

       如今对照潘兆明的《一个甲子的怀念——忆北大的师长们》，偶然发现刘教授在行文中留下的这个小瑕疵，心里不由得……自以为得 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