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论语》推荐十大好书，居然有“丧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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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论语》推荐十大好书”的评选则综合了网友投票和专家意见，最终入选图书既有历史上《论语》注疏、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有民国以至当代学者的新的解读；既有厚重的学术著作，也有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作品。入选的十本书包括：《论语新解》（第3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钱穆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杨伯峻注）、《论语正义》（中华书局，（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今读》（中华书局，李泽厚著）、《论语集释》（中华书局，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宋）朱熹集注）、《论语义疏》（中华书局，（梁）皇侃著，高尚榘整理）、《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李零著）、《辜鸿铭讲论语》（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辜鸿铭著）、《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匡亚明著）。

点击：491   发布：2016-04-01 10:21   责编：linxingzi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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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李零著的这本垃圾论语解读读物居然榜上有名
让人叹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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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这样讲中国文学史

顾农

《中国文学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48.00

　　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先生（1895－1990）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讲述太简单，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凡三十一篇，长的甚长，短的很短，而且中间跳跃得很厉害,例如关于中古文学，第十七篇讲建安文学，接下有两篇是《文章的体类》和《昭明文选》，而到第二十篇就开始来讲唐诗，整个魏晋南北朝就那么一笔带过了。宋代只讲词不讲诗。小说戏剧都谈得非常简单，他自己就检讨说“讲诗、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第330页）。如此等等。当今的文学史教师恐怕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实倒也未尝不可。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其中发挥道：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第14～15页）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详见第136、183页），其深意其在此乎。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第81页）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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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值得重视的好书，二十万字胜过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这里头有钱穆自己的思想，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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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e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