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 ：不赞成“读经”，但主张积极的文化传承

敬畏文字

不赞成“读经”，但主张积极的文化传承
转载▼


温儒敏

    不久前《环球人物杂志》刊载对我的采访。文如下：
学者温儒敏人如其名，总是温文尔雅，谦逊有礼。人们总爱将他与另一位同门钱理群相比较，一个温和，一个张扬，对此温儒敏说：“老钱精力旺盛，非常热情和冲动，使命感很强。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扔手榴弹的，而我是清扫战场的。这个社会需要钱理群这样清醒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但建设性的工作也难，需要更多人来做。”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位于北京圆明园附近他的家中采访。30多年来，温儒敏先后担纲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以及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受聘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和语文课程改革，最近又提出“文学生活”，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和回馈社会。
　　
更喜欢“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
我祖籍广东紫金，父亲是西医，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父母的管教不是太严，这倒给了我们相对自由的空间。我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上小学的，那时的语文课并不像现在整天要考试、写作文，弄得毫无趣味。教我们语文的黄老师每周都用一堂课读小说，一些小说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像《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这是给大人看的，孩子听了很新奇，上课听完下课再去找来读，现在想来也是一种启蒙。
到了初中，我的阅读兴趣就相对广泛了。那时书很少，但很多名著像《白痴》《安娜卡列尼娜》《世说新语》“三言二拍”在县城新华书店都能找到。现在我在书店里看到，卖的主要是教辅、养生之类的书。
最近我写文章提倡要让学生学会“连滚带爬”地读“闲书”。我上小学时读《西游记》，很多字不认识，就顺势而读，不喜欢的就翻过去，读到妖怪就多看两眼。如果按照现在语文老师的要求，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理解的词要弄通了，还要分析段落大意，就很难有兴趣读。读完《西游记》，再去找《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来读，阅读能力自然就提高了。现在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读书很慢，可能因为扣得太精细。“不动笔墨不读书”，大可不必。
我读大学的时候遇上“文革”，当时文化受到冲击，但依然有自己的读书生活。那时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还有一些西方现代作品的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但发行量也在五六万册，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三帝国的兴亡》《西方哲学史》等，我都千方百计地找来读。比起功利性阅读，我更喜欢“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
我们这一代学者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人生历练多一些。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委当秘书，工作了8年。基层的历练对我大有好处，知道痛快文章易写，但做实事很难。
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在著名学者王瑶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6年。王瑶先生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课，大约个把月有次讨论，每次由一位同学主讲，王瑶先生抽着烟斗静静地听，不时点评一两句。讲过一次之后，他发现问题叫你改，然后形成一篇论文。现在想来，那是很“奢侈”的，不像现在教学容易沦为“批量生产”。
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读书时光。我们各自有一套学习计划，不用考虑在什么核心期刊发文章，也很少考虑毕业后找什么工作，更不会打赚钱的算盘。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所涉及的作品和论著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是班长，为大家找书，可以直接进图书馆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整个研究生阶段大概看过上千本书。
王瑶先生睡得晚，一般是上午10点多起床，然后就抽着烟看报纸。他家里总是客人不断，喜欢议论时政，品藻人物。他关心社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做学问很严谨，但不拘泥，很大气。在他看来，学者要关注社会，要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馈社会。现实关怀本来就是北大文科的传统，在王瑶先生身上体现很突出。这些影响对我是潜移默化的。
这些年我用很多精力关注基础教育和语文教学，也算是回馈社会吧。中小学教育问题很大，所以10多年前我在北大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后来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还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我做这些都只是“敲边鼓”。
　　
大学应当去除官本位
从1999年到2008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但极少听到有人叫我“温主任”。若叫我“主任”，我会不自在的。学校是教学科研单位，要有自由宽松的空气，不要有官场那一套。可是现在的大学官场化越来越严重，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这样一个氛围，怎么谈得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正在腐蚀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除了官本位，高校的市场化趋向也对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因为教育投入不足，学校只能忙着自己去赚钱，扩招，办各种班创收。连北大都受到商业冲击，校园里什么班都可以办，只要能赚钱就好。像一些天价老板班，真给北大丢份。
这样做，老师的心态也受影响，不少教授身兼数职，不能把精力真正放在教学上。许多教授都不教本科，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还有就是“项目化生存”，为了获得指标写很多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我当系主任时，实施代表作制度，几年内有较高质量的文章就行，不求数量；还有就是坚持不办 “创收”的班。现在看来好像很难了。　
官场化和市场化的弊病产生当然和教育管理体制有关，体制是必须改革的。但作为教师，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体制改革很难，但每个人自己能改一点是一点。比如给学生上课，这是本分。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认真，不负责任，自己没有做好，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人人抱怨，又人人参与，问题也就总解决不了。

不赞成“读经”，但主张积极的文化传承
我常说要多读些经典，多关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理应继承，但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继承和吸收优秀成分，摒弃那些落后的成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好的；但“存天理灭人欲”，这就压抑人性，非常不好。我们也不能有幻想，以为只要复兴国学就可以挽救当前的精神危机。中国还是要面向世界，年轻人未来也要面向世界，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应当继承，但不等于膜拜传统，再照搬古人那一套没有必要。　　
另外，我们说到传统文化好像就是四书五经、儒学，这也不完全。民间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那套学说历来主要在“场面”上流行，而民间自有代代相传的文化。像《增广贤文》里许多言警句，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更大，学界却很少研究。　
要多读经典，这和我前面说的“连滚带爬”读各种书不矛盾，经典是需要精读的。读经典是“磨性子”，也是思想爬坡，虽然有些难和累，但每上一个高度，都能有所收获。比如说鲁迅，由于时代隔膜，年轻人可能不喜欢读，但总要有所接触。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鲁迅是最了解中国传统、最了解中国人的。他很敏锐，目光犀利，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是带着自己的血肉和体温的。我们要珍惜这份精神资源。
年轻人总是比较喜欢流行文化，这可以理解。但有一条，人不能光是消费，要有积累，要多去获取那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精美的东西。“读书养性，写作练脑”，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应该有一个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抚慰自己的心灵，读书就是一种好的方法。写作也不完全是为了锻炼文笔，主要是梳理思想，寄托感情，保持清醒的头脑。

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
我的专业是文学史，主要研究现代文学，近年来我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拓展。这个提法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搞文学研究，一般都注重探究作家作品或者文学思潮，比如一部小说出来，批评家就去评论其得失；一个电视作品出来，评论家又去评价其优劣，基本上就是从作家到评论家或者文学史家，在这个小圈子打转，我称之为“内循环”。至于一部作品的普通读者如何接受？极少有人去过问和研究。比如“四大名著”，要求孩子从小就读，社会影响极大，可是它对于孩子们的精神成长起到什么作用，有没有负面的影响，极少有人去调查研究。
我提出“文学生活”，就是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弄清楚国民基本的文学生活情况，比如农民工读书的情况，城市白领的文学生活，新媒体对于阅读的影响，移动阅读的发展趋势，网络文学生态，甚至还有出租司机听广播评书的情况，等等。我希望这种研究能够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同时也让文学研究更加“接地气”。
（原载于《环球人物杂志》２０１５年４期）

敬畏文字

语文教材谁在编？怎么编？谁在把关？ (2016-07-04 10:10:24)转载▼
标签： 杂谈       
近来关于语文教材的炒作特别多，有的只凭印象和情绪就否定教材，有的以偏概全，还有的上纲上线，政治帽子满天飞。炒作对教材编写很大祸害。有网友转发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第三集中一篇文章，曾发表于《人民日报》，介绍了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些程序和规矩。包括谁在编？怎么编？又谁在把关？转发参考。
　　2014年12月7日，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做客人民日报、人民网《文化讲坛》，为您一一道来。
——编者
　缺乏字频、语言认知规律等基础研究，民国教材不见得是标杆
   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的成长，总能牵动公众的神经。最受关注、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课文的选择。前几年，某版高中必修教材删减了鲁迅的作品，就引起很多争论。最近几年，兴起了民国教材热。民国教材创意鲜明、文字优美，又很生活化，值得我们学习，但不见得就是教材编写的标杆。
   民国教材一般是个人编撰，很难像今天这样，编前进行大量基础性研究，例如对儿童常用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以及各学段语言认知规律的研究等。因而，民国教材虽然选文优美，却不一定符合语文学习规律。事实上，当时社会对国文教学也有诸多不满，也在反复讨论“国人的国语水平为什么这么低下”，《国文月刊》还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文章。民国教材热其实是当代人对民国历史过滤后的一种“公共想象”。
    很多人评价教材只看选文篇目，很少考虑背后的语文学习规律。事实上，教材编选是细致、复杂的系统工程，对语文教材的要求和评价，不能仅根据经验和感觉，还应当讲求科学性。
    优秀的教材，选文力求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但也并不是好文章汇集在一起就可以了，还得看这些文章是否难易适度，是否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也要考虑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将各种类别配置适当。语文教材整体上要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还要注重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诸多方面的要求，选文都要统筹考虑。
拟定大纲、编选课文、编辑设计，教材编写工作流程严谨复杂
   目前，不少省份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编写了各自的语文教材，希望能更好地适应本地区的需要，但地方力量毕竟有限，教材质量不一定能得到保证，教材选用也易受经济利益左右，这就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所以，要求教材统编的呼声渐高。
      2012年，教育部重新考虑组织编写义务教育阶段德育、历史、语文三门课的统编教材，或叫示范教材。教育部从全国调集五六十个专家组建语文教材编写组，包括一些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作家、各省市教研员、特级教师，以及出版社编审和编辑等。这套新教材强调“守正创新”，立足学术，充分尊重语文教育规律，把多年课改的经验转化落实，并充分吸收各个版本的优点，力求编出新水平。统编教材预计明年秋季投入使用。
那么，教材编写的具体流程有哪些？
    教材编写前，专家要调查研究，制定总指导思想，一般要做３项工作，一是学习研究课程标准，深入教学一线，总结新课程实施的经验，确定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二是分析目前使用的各版本语文教材，总结得失经验。同时参照历史上其他教材，包括民国时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以及国外同类教材的经验。三是清理语文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易碰到的问题，组织师范类大学或科研部门做专项研究。
     接下来，教材编写还需经过一系列严谨复杂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拟出编写大纲，包括选文和结构的设想，其间反复召开各种专题研讨，征求一线教师意见，最后将大纲提交教育部组织的审查组审查。
    其次，要设定各分册的单元主题、知识点和能力点的分布，形成框架，提出课文的备选范围，这期间还要征求各领域专家意见，反复进行调整。接着，依照大纲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包括精读、略读与课外阅读的功能搭配、思考题、口语练习、写作、名著导读等，并注意做好各学段的衔接。
    然后是编辑设计，包括注解、插图、美工等，这些具体细致的编务要反复打磨。针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比如文言文注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科技文的科学性判定等，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把关。教材成形后，在一些地区试教，征求一线教师意见，反复修改。试教、修改后形成初稿、送审。
     送审要过许多“关”：如教科书审查组评审、教育部咨询委员会阅审、课程教材委员会终审，以及主管部门的复审等。编写组对每一轮审查意见逐条回应，反复修改完善教材。复审通过后，正式出版，编印发行。目前正在编撰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已经接受了专家的8轮评审（新加注：今年9月要投入使用的部编本语文教材一七年级4册，就经过14轮评审，全国100个特级教师提意见，还在多省市试教。最后还经过中央的批准，才得于发行）。
    教材的编写中，出现不同意见时，会将分歧形成研究课题交由专家研究，或讨论形成最佳方案。有专家推荐了优美的作品，但编写组讨论认为不适合教学需要，只好舍弃不用。再如，有专家提出，文言文注释应该写明是谁作的注解，如“宋代朱熹注”。但编写组讨论认为，这对中小学生来说过于繁琐，也无必要，就没有采纳。
以偏概全、印象化、情绪化，非理性争论不利于教材编写
     编写教材必须依靠科研。目前语文教育很多基础性课题缺少研究，教材编写就难免受制于经验主义。中小学生应当具备的语文知识有哪些，如何体现到教材中？写作教学应当有怎样的系统？类似这样的大问题，语文学界都未取得共识。现在师范类院校办学都奔着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去了，语文教学论、课程论的研究被看作“小儿科”，得不到重视。我希望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研究，能引起学者的兴趣。
     社会特别关注语文教材，这对教材的编写有帮助。但教材编写毕竟学术性很强，有问题最好通过学术探讨解决，动辄以偏概全，弄到漫天舆论，这种状况并不能促进语文教材的编写。例如所谓的“鲁迅大撤退”，引发了很多网民的愤怒。事实却是，课程改革后，高中3学年必修课变成了1.75学年必修课、1.25学年选修课。必修课总课时少了，课文数量自然要调整，鲁迅的文章在必修课中就减少了，部分被放到选修课中。但在入选作家中，鲁迅作品的数量仍然位居第一。媒体一炒作，人们产生误解，想澄清就难了。
    再如，有人“爆料”某版本初中语文教材有30多个错误，声称要把出版社告上法庭，一时各大媒体都参与热议，形成了新闻事件。我找来这本教材，发现所谓错误，大多数是夸大，或是爆料者自己弄错了，真正错的只有五六处，而且大都是编校的过失，如书名号“《》”少了半边，“沐浴”错成“沭浴”。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教材质量的提高，但最好通过学术讨论的途径给出版社指正。
     社会对语文教材的关注应当理性，让一线教师和专家安静下来，认真做调查研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而不只是在印象的、情绪的层面没完没了地争论。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08日 12 版，原题《温儒敏直面教材选文争议:语文课本不只是美文汇编》

敬畏文字

敬畏文字 发表于 2016-7-8 15:09
语文教材谁在编？怎么编？谁在把关？ (2016-07-04 10:10:24)转载▼
标签： 杂谈       
近来关于语文教材的炒作 ...

我们到底该怎么纠正课本中的文字错误？
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