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读书的立场、趣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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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读书的立场、趣味与方法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得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科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一、“开卷”不一定“有益”

　　“开卷有益”作为各种读书节的口号，值得善意推敲——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开卷的效果怎样。现实生活中，有人读书多，很成功；有人读书少，也很成功；更多的是读了一辈子书，还不成功。所以，“开卷”不一定“有益”。因为年龄、职业、心境、目标等会影响读书。古今传诵的有关读书的名言，因其针对特定人群（学者、文人、权相、帝王），不可全信。比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更适合与学者，不适合一般公众，更不适合从政的人。其实，每人都有自己的读书经验，真正好的状态是总结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调整。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总结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谈论读书，我引用过1984年11期《读书》上金克木的文章《“书读完了”》，用的是陈寅恪与夏曾佑的故事，说明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可以读得完的。当然，这些无可替代的、根本性的著作，属于我们常说的“经典”。这个标准很高很高，没有多少书够得上。其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两千年的经典，有两百年的经典，有五十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的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是经典。

　　“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有的人不喜欢读书，对书籍没有任何兴趣，那没办法；但也有些人，是整天读书的，但读的书太烂了，那样的话，就有点可惜了。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年龄、职业、心境、目标不一样，对好书的确定是不一样的。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极上流的书”好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值得阅读？不说超前的著作被打压，即便沙里掏金，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因此，判断一个人会不会读书，除了是否选择社会公认的经典性著作，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确定或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说实话，在噪音铺天盖地的当代社会，建立并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是很难的。相信你自己的立场、视野及趣味，不受周围各种声音的诱惑，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周围的人都说好，都说“非读不可”，都说不读就OUT了，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这就很不简单。

　　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你确实非读不可，不读说不过去；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而现今的问题是时尚阅读越来越严重。但是，越是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那我不反对；如果不是的话，需要保持一种警觉。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不能说现在没人阅读，地铁上很多人捧着手机、平板电脑在读，并非所有的“阅读”都有意义。“读书”强调“读”和“书”。现在的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正襟危坐的事情。现在的读书人，相对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选择的眼界、阅读的定力，以及批判的眼光。

　　二、专业之外的阅读

　　专业性的读书，是在大学期间为了硕士、博士，必须要读的；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可以持之以恒，必定跨越具体专业的限制，成为你的精神生活。而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实际利益，越来越看重物质需求，越来越看重欲望，但是越来越少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看起来很虚很虚，找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姿态，那就是读书。你已经走出学院了，十年二十年了，你还在读书，那说明你还有某种精神生活的需求。

　　陈教授引用了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对学术的内在志向”和艾德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中“以‘业余性’对抗‘专业性’”的观点，说明了具体专业读书及其限制。

　　关于如何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中国人有个很妙的说法——“博雅”。不同于“文人”，不同于“专家”，也不同于汗漫无所归依的“杂家”，乃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记得鲁迅的忠告：“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而今天的问题在于，专业化时代对专家的崇拜。鲁迅先生在文章《随便翻翻》里说：消闲，增长知识，比较，甚至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读书杂谈》除了和社会接触，让所读的书活起来，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已在逐渐僵化，逐渐死去了。”但是，陈教授特别强调，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过分“功利化”。身处专业化时代，确实需要很多目标非常明确的“阅读”，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并非“读书”的全部意义。传统中国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今天看来，或许过于高蹈；但将“读书”仅仅理解为拿学位、学本事、谋职业，还是过于狭隘了。这也是我再三提倡大学生应该养成阅读文史哲等“无用书”的缘故。不是说“有用书”没价值，而是因其已经进入各大学的规定课程，有了制度性保证，且广受世人的推崇，根本用不着你提醒或提倡。

　　“专业化”无疑是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世界各国的学者分工协作，深入探究，迅速推进学问的广度与深度。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三、“有问题”且“讲趣味”

　　走出校门的人读书，不同于在校生之修课，没必要“循序渐进”。陈教授指出，胡适“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的思路，在大学教育里可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太合适。在大学阶段必须建金字塔，从广阔的天地往最后一点点走；毕业以后应该反过来，倒金字塔，根据你的兴趣，抓住一点，不断往下扩展，最后变成网状的结构，大概这是我自己的读书经验。

　　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选择与自己本职工作相关的课题，然后上下求索，这样的“读书”，有用、有效且有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和关注的点，根据你关注的点往下读书，最后建立起自己阅读的视野和根基。这就是成年人读书和大学生读书不一样的地方。

　　读书除了效用，还有一个趣味。陈教授引用了1922年梁启超到东南大学演讲的一段话——《学问之趣味》。第一句话：“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假如用化学在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的称为‘趣味’的那个元素抽出来，就所剩无几了，很可能只是个零。我以为凡是人，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如果哭丧着脸过几十年，生活就会成为沙漠。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趣味从政、旅行、自学以及上课等等。”

　　讲趣味而且趣味主义，认准只要是趣味的，那就是好的，比如他说，凡是趣味的，就意味着这件事情本身有价值，而不是这件事情完成后才获得价值。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有几种，第一劳作，第二游戏，第三艺术，第四学问。做学问、做艺术很容易有趣味。但是我这里不说艺术也不说学问，而是说读书。最好也能象梁启超一样，“以趣味始，以趣味终”。

　　为什么有人痴迷、有人勉强对付、有人则打死也不愿意读书？除了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空闲时间等，关键在于是否感觉到“阅读的乐趣”。过去常说“开卷有益”，这没错；可“开卷”除了“有益”，还必须“有趣”，这样才能“可持续”。

　　“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所谓的“趣味”，因人而异。审美眼光确有高低雅俗之分，但就“阅读”而言，关键还是在找到属于自己的“趣味”。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十年后才能读得懂的，不妨暂时束之高阁。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偏食”是正常的。因为，有“趣味”就意味着有个性、有边界、有局限。

　　四、读书要兼及精神与物质

　　各种“阅读学”方面的书籍，比如，讨论阅读起源、阅读意志、阅读目标、阅读心境，阅读方法、阅读品质等，在我看来，意义不大。还不如读一点“有关书”的著作，略具古今中外有关纸张、印刷、书籍、古书版本、历代藏书、现代报刊以及图书馆的知识，这对于养成读书习惯有好处。若有意收藏某方面的书籍（不一定非“善本”不可），那就更容易读出兴致来。

　　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安贝托·艾柯和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让-克洛德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卡里埃尔，两位同样嗜书如命，同是古书珍本爱好者，对书籍代表的人类文明进程有深刻的理解，对书籍在当下的变局和处境也有洞烛幽徽的观察。两个人合著了对话集《别想摆脱书》，第一部分叫“书永远不死”。因此，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物质形态的书。

　　五、文字之外，还有图像与声音

　　今天所有中国人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很可能图像大于文字。两伊战争的信息传递就是电视图像为主，且更具冲击力。街上的广告牌以及商品信息，大都是图像为主。教授上课使用PPT，不能不兼及图像（乃至声音）。所以，今天的读书人，只读文字是不够的。不仅要读纯文字的书，也要读纯图像的书，还要读文字与图像结合的“图书”。

　　2004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文章第四部分，谈论“文字魅力的保持”——在学术类的图文书中，如何继续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第五部分，“眼见”不见得“为实”，对于图像（尤其是照片）呈现的场景，必须谨慎对待。第六部分，纯粹的图像，在呈现历史进程以及表现精神世界方面，是有局限性的。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插图。即使适合插图的书中，视觉到底起多大作用？因为电视媒体越来越强势，导致很多人有了一种错觉：视觉是主导因素。所谓“视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某种“霸权”，这只是一种假象。而我想说，其实文字依旧是文明的最根基的地方。在文化思维及学术建设中，文字依然扮演主角。关注图文书，不是基于趣味阅读，而是追求图文互证——对于古人“左图右史”阅读方式的继续与深化。目前的图文书，多偏于直观、浅俗、生动、表象，这不是最佳境界。

　　图文两者之间的张力如何阐释，怎么配合，配合后如何阅读，阅读的时候产生的思想和美感如何呈现，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以前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们对付的基本上是文字，但是现在图大量用到文史哲里面以后，如何将图与文字形成一个对话，如何解释一个问题，如何制作。

　　好的图文书，应能同时凸显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提升作者立意，三者缺一不可。当然，这样的境界很难实现；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擅长阅读、分析图像，又颇能体味、保持文字魅力，这很不容易，需要修养，也需要训练。换句话说，读图有趣，但并不轻松——这同样是一门学问，值得认真经营。

　　除了图像，声音也必须关注。我们说文明的时候，说的都是书籍，不太考虑声音的问题。今天所有的中国人看纪录片都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用很重的湖南腔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如果用文字没有力量，但是用声音很有力量。

　　最近几年，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时，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牵涉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 演说的意义何在？我想说的是，在晚清整个的论述、写文章、说话的变化，现代化的过程有两条路，一是像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二是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除了演说，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声音”，比如：学堂乐歌、朗诵诗；演剧而不是剧本；无线广播里的戏曲；电影或电视等等。

　　六、网络时代的“压舱石”

　　在我看来，渊博、玄妙、迂阔的人文学（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正是因为“压舱石”，才使得船既不随风飘荡，但也不一定非“与时俱进”不可。有些知识是没必要与时俱进的。其某种意义上的“保守性”，是对于各种突飞猛进的时尚与潮流的纠偏，以保证这艘船不会因某个时代、某些英雄人物的“一时兴起”或“胡作非为”而彻底倾覆。

　　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很可喜；但请记得，对于“传统”必须保持几分敬意。

　　最近十年，网络力量日益显现，不要说城市面貌、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心理距离，就连说话的腔调都“日新月异”。年轻人容易志得意满，忽略了各种潜在的危险——包括读书、思考与表达。

　　印刷文化的一代，与网络上长大的年轻人，阅读趣味上明显有差异。这差异到底有多大？这鸿沟能不能跨越？

　　书籍的载体、阅读形式的变化导致的思维的变化特点，第一个是“发散”——发散型的思维，已经很难集中在一点了。古人读经，一个月，一年，集中在一点对一部经书，不断地对话，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现在不行了，学生的思维会不断地跳跃，好处是具有活跃性，坏处是无法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里做一件事情。

　　第二，表述的片段化。今天的微博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和残害。每天习惯写100多字的微博，养成了这个习惯是很难再改变了。能够写几句俏皮话，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我们今天太多地在强调知识的广博，很少强调思维的深度。思考以前是时间维度的，现在是空间维度的。海南，桂林，南极，北极，每个人都能跳跃性地和你说一大堆，但就一点谈深的功夫，比如谈你的家乡、你的社区，就很缺乏。思考有广度，缺深度，这和我们阅读的习惯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知道分子”，比起以前的世代的人的常识要多，但思考、辨析能力不足，这跟大家缺少琢磨的时间有关，没有时间、没有耐心来仔细琢磨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主记忆力的衰退。全世界的人都一个样，把记忆力交给电脑了，把所有的知识交给数据库。我们以前要记忆很多东西，所谓读书破万卷，北大中文系有很多传奇性的老学者，你说一句话他能马上告诉你在哪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以前觉得特了不起。今天大家已经不再读书了，已经查书了。阅读被检索取代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是常常很惊讶于自己会突然有记忆力的衰退，我们以前总是想拼命地记住某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动力了——“没关系，我的电脑里有”，年轻人则是“我的手机里有”。有一天，手机丢了，电脑丢了，或者全世界断电了，或者被外星人的病毒攻击了，整个人类要倒退几百年。因为你过分依赖于数据库来记忆和辨析。

　　“检索能力”与“阅读能力”不同。我常跟学生说，检索能力是很容易学会的。全世界的图书都在一个“云”里，将来稀缺的是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不依附于前人、古人，不盲从于社会，时髦不能动。在中文系来说，再加一条：表达能力。相对于人文学来说，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文学科不是一个实验的学术，它天生的就有要表达和说服别人的能力的要求。能不能找到好的题目，形成完整的思路，很有说服力的表达出来，这对人文学者来说十分要紧。

　　在互动问答环节，针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陈平原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讲到，作为职业的读书和作为生活习惯的读书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两种说法我都是不认同的。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办法来劝学，既片面，又不是一个好的读书习惯，中国的劝学文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是我所批判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陈教授满腹经纶、娓娓道来的演讲，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三个有针对性的问题：第一，关于读什么书的问题。陈教授讲“过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今天是书到用时方恨多”，“开卷未必有益”；也强调了经典著作的问题，经典确实值得推荐；讲到读者自身的审美情趣，首先是看书是否是经典，其次是即使书是经典，读者有没有需求，第三是否有消费条件。第二，书选好后能否读进去的问题。陈教授讲到，过去古人面对一本经书可以字斟句酌，而今天确是发散性的思维、“知道分子”，这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书都要读完，而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一本书能不能读完。这就需要我们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确立“把一本重要的书读完”的理念。第三，读进去后能不能有实际收获的问题。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和上下求索的姿态。读一本书，就像和作者穿越历史的时空来对话，正如毛泽东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说，我们向历史追诉的读书姿态，从作者真理性的描述中汲取营养，从作者缺陷性的描述中寻求思想成长的新空间。总之，陈平原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讲述了读书的立场、趣味和方法，使我们从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上，从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上，从汲取和批判的结合上，享受了一次关于读书问题的精神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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