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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淘不尽是多情


–吕正惠

　　我跟几个朋友合编高中“国文”教科书，每一课完成初稿后都要仔细讨论。有一次讨论苏轼的《念奴娇》，我对初稿的某些注释有意见，但主稿者对我的看法也不同意，有点相持不下。我问他，参考过大陆学者的注释吗？他说，看过几本，讲法跟他的比较接近。回家后，我查阅了大陆出版的几种词选、几种苏轼选集，还有两种东坡词全集校注本，果然发现，没有一种的说法和我相同。从我自以为读懂这一首词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读法竟然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但我又坚决认为，我的读法不可能错，怎么办呢？
　　关键在于，下半阕“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两句（也可断成三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唐宋词选》注释说：
　　故国：这里是旧地的意思。指古战场赤壁。神游：在感觉中好像曾前往游览。多情应笑我：应笑我多情。这是倒装句。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的注释，“神游，犹言神往”，其他两处与前书行文不同，但意思一样。胡云翼《宋词选》：“故国神游：神游于故国（三国）的战地。”“多情”一句也释成倒装。这三本都可算“权威之作”，但坦白讲，从训诂上说，“故国”的说法太勉强。“故国”虽然可以指“旧地”，但“旧地”怎么会指赤壁“古战场”呢？东坡不正站在（他自以为的）赤壁旧地吗？而如果把“故国神游”解释成“神游”于几百年前的赤壁战场，那也很奇怪。因为东坡现在就站在赤壁，“遥想当年”，如果再加上“故国神游”，不嫌词费吗？更何况，当古书说“神游某某”时，一般是指不同于现在所在之地的另一个地方，当然可以指空间上的异地，如可以指久远时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也可以指一个想象的空间；但，似乎并不用来指现在这个空间，在多少年之前的同一个空间。像这三本词选所解释的“故国神游”，在训诂上实在很难接受。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故国神游：做梦回到家乡。多情：多情人，指已去世、葬在家乡的太太。
　　训诂上完全没有问题，但却找不到“同志”，真让我苦恼不已。
　　我有好几天“神魂颠倒”，一直在想，我的解释不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定是读来的，但我读的是哪一本呢？我翻阅过的有关唐、宋词的书总有一些，但现在却找不到“那一本”。有一天突然想到，找我最早读的那一本《词选》，郑骞先生编的，大学时代的教本。一翻，果然如此，郑先生曰：
　　多情，东坡自谓其亡妻也。东坡元配王氏，早卒，坡常追念之，集中《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即悼亡作。王氏归葬眉山，故云“故国神游”。“笑我”、“生华发”句，对小乔夫婿之雄姿英发而言。
　　郑先生的注文，不但解释了字句，也点了一下全词的结构（详下），我就是据此去体会这首词的。
　　我的“错误解释”的源头是找到了，但还是应该思考，如俞平伯、胡云翼这么著名的学者为什么要那样解说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说法训诂上存在着问题，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但想了很久还是想不通，只好搁下了。
　　隔了好几个月，我因为别的目的，翻阅赵逵夫的《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二○○三），发现里面有《也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非常高兴，立即拜读。从赵文，我才知道，这两句解释的争论，大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二○○○年左右各发生一次，显然没有“定案”。但让我失望的是，文献学功底深厚的赵先生虽然有许多很有道理的分析，最终的结论却近于俞平伯、胡云翼那一派。不过，赵文引述了一些别人的看法，因此知道，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解释跟郑先生大致相同，而王振泰于二○○○年重新提出，以“此说未得到重视而惋惜”。对此，赵先生并未认同。他的理由终于让我理解，为什么俞平伯、胡云翼等人采取那种方向的诠释，因此，值得详引：
　　末了说说“多情”。如王振泰先生所引，《中国历代诗歌选》中的解释是：“指关心他（作者）的人。”“多情”用为名词，指多情人，宋词中多有之。但在“故国神游”之下突然插入某类关心自己的人（多情人）笑自己早生华发，与上文难以衔接。王先生言此正是诗人“荡开之笔”，并引述了很多苏轼思念故乡和亡妻的诗词句子，以为印证。我以为无论如何，这种“荡开”同以上文全无联系，总显得过于突兀，从词的结体、章法说，是有问题的。
　　赵先生认为此词从开头至周瑜都在怀古，“故国”这两句，若按林、冯解释，就跟上面怀古接不上，这根本不是王振泰所谓“荡开一笔”的问题。显然，大多数人（包括赵先生）根据“赤壁怀古”的题目，把这一首词当做“纯粹的怀古词”来读。
　　针对赵先生的质疑，我再一次引用郑骞先生注文的最后一句：
　　“笑我”、“生华发”句，对小乔夫婿之雄姿英发而言。
　　郑先生实际上是以极简洁的文字点出，“故国”两句是和上面“遥想公瑾当年”数句照应的。事实上，清朝的黄苏在《蓼园词评》中已把这种复杂结构讲得更仔细。他说：
　　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阕“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如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
　　按黄苏的话，这首词是借怀古以咏怀，不是纯粹的怀古。现代的少数派，如郑、林、冯诸人就是如此看的。郑先生还曾把《念奴娇》和《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加以比较。他认为，在这两首词中，东坡都把自己与古人并置，所以，《永遇乐》结尾说，“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一个“余”字特别突出了自己的位置。而在《念奴娇》里，东坡何尝不隐然自信，他与周公瑾同为“千古风流人物”之一！这种讲法，和黄苏所说的“心实为己而发”，意思完全相同。我想就这一点再加以发挥。
　　如果这是一首怀古词，那么，它的焦点是周瑜。因为上半虽然总写赤壁，却强调是“三国周郎赤壁”，下半前面三分之二明显全写公瑾。下半写公瑾，特别提到“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为什么？东坡在《赤壁赋》提到的是曹操，并不是周瑜，两处的创作心理并不相同。这里的周郎、小乔、初嫁、雄姿英发，下笔分量重，不能轻轻放过。但考察历史，周瑜在赤壁战后不久即病卒，年三十六，有二男一女；所以赤壁战时，根本不能说“小乔初嫁了”。这个史实，东坡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其实，下半句说公瑾当年，句句暗示东坡当年。东坡十九岁娶王弗，二十一上京赴试，以第二名中举，名震天下，这不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吗？这就是黄苏所谓“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借宾（周）定主（己），寓主于宾”。不过，周瑜在去世前建立了不朽功业；而东坡自守完父丧之后，即碰到王安石变法，因反对变法，一直外放任官，四十四岁遭逢乌台诗案，一年后贬黄州，政治前途极为黯淡，白发早生；两相对比，感慨系之。用这种方式来读，就能了解“人生如梦”这一句话有多重了。如果此词纯是怀古，这一句反而不好讲了──怎么会从古代周公瑾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想到“人生如梦”呢？
　　其次谈一谈东坡为何在词中提到亡妻（即词中的“多情”）。东坡对王弗极有感情，常在心情极低落时想到她。在他从杭州迁调密州时，表面上是升官，但从杭州繁华之地，到密州偏僻小山城，对性喜热闹的东坡而言，不免牢落之感。到任一年后所写的《超然台记》说得很豁达，但首段对杭、密的强烈对比却描述得详尽。在这之前（到任两个多月时），他写《蝶恋花·密州上元》，上半写去年杭州，下半写今年密州：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表现的是强烈的寂寞感，跟《超然台记》迥然不同。过五天，他写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种伤怀深痛，在东坡作品中是极少见到的。
　　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东坡本人一定充分了解他在其中的政治意义。在此之前，他一有机会就讥讽新法，并寄给诸友人，彼此通气息，这实在是借诗文搞串联。神宗终于不能忍受，而李定等人适时充当打手，所以审判结果牵连甚广，自司马光、范镇以下，或罚铜、或减俸、或被贬，人数众多，旧党受挫甚重。作为首犯的东坡，神宗当然要重重教训一下。神宗不敢杀东坡，杀东坡，他将遗臭万年，但要挫他锐气，再找机会“量移”。黄州一贬四年余，移汝州后东坡一再放慢行程，并上表请求常州居住获准，准备过退隐生活，其时东坡也不过五十岁。所以，乌台一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是神宗突然过世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受此重挫，黄州以后的作品转为深沉，许多诗、词、文千古传诵。但如果我们把东坡此一时期所有作品，打破体裁界限，按年、月、日排比，并依序阅读，即可发现，东坡心境起伏极大。像《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及《寒食雨二首》，都极沉重，为东坡集中少见之作。他在《答秦太虚书》中如此描写初贬时的生活：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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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讲物质生活的规划。至于养生之道，东坡除了夫子自道其法之外，还向秦观推介，希望他学习。东坡说：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
　　除了在物质上刻苦，在身体上修炼，东坡还在精神上寻求自我肯定之道。他对好友李常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
　　这是力求使自己志气不衰，信仰坚定，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意义。东坡就在这种情况下淬炼自己的精神，终于达到一种独特的、超迈的独立人格。正因此，他才能在后来安然度过更恶劣的儋州贬谪生活，成为唯一从海南活着回来的海角逐客。
　　东坡思考的理路是如此，但作为一个人，情绪的起伏却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东坡黄州时期的所有作品，形成一个感情波动与理性控制交杂而成的综合体，整个读下来，令人感动。我们应该在此一背景下体会东坡黄州时期的许多名作。在《念奴娇》中，他把自己放在历史脉络中来思考，把自己与几百年前的周瑜加以对比，不禁感慨万千。这是出古入今，上下千载的大感慨。相对于公瑾而言，他这一生可能“休矣”。由此产生寂寞感，由此想起亡妻（如在密州时），诸种情绪一时并发，才会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叹息。如此解释，才能把此作异常丰满复杂的思想、感情融汇一处，证明它确实当得上是名作中的名作，只要有中国人处，大概就有人能背诵，并给许多人以慰藉。
　　最后谈一下古诗词的现代解说问题。古人对于诗词，一般不做字词解释，只注典故，或析格律，或加评赏。到了现代，为了面向一般人，才有详解与赏析，因此，才会发现，对于同一首诗词的字句解释，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因为文学所《唐宋词选》、胡云翼、俞平伯等的影响，《念奴娇》的解说似已定型，但这不能视为定论。我相信，有很多学者根本不看这种通俗书，并且一直有自己的读法，我们不能以通俗书的流行说法为准。譬如，我要不是编高中教科书，就不会发现，我从郑骞先生那里学来的读法，居然与流行讲法大相径庭。我相信，类似郑先生，以及林庚、冯沅君两先生那样读《念奴娇》的一定还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讲法才是对的，流行了半世纪的解说应该受到挑战。
　　　　《读书》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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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教学”应关注的四个视角
该帖第十楼以跟帖发的一文http://www.pkucn.com/thread-23939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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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宣传，“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在我们所见到的教学文献、课例分析乃至于说课评课现场，不提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已经不多见。但是，怎样在课堂上将这一理念化为实际的行动，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仅想结合自己对“什么好课”的观察和研究出发，谈一点想法。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从一节课的基本构成要素开始的。我认为：从空间维度看，课堂教学是由教师、学生、课程资源三大要素组成的。其中，教师以其“教”的行为，实现对课堂教学的组织、引导；学生以其“学”的行为，在课堂上汲取知识，获得发展；课程资源作为一种师生之间的媒介，是课堂教学得以进行的依托。从时间维度看，假定以一节课为中心，它不仅可以分为课前、课中、课后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连续不断发展，引领着教育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而且还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内从学段衔接、学科互补等多方面加以考虑。由此，我感到，一堂“好课”，应该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教”的行为，形成从“预设”到“达成”的流畅线条；“学”的行为，形成从“预期”到“成长”的流畅线条：“好课”应该是这两个线条完美组合而成的和谐“交响曲”。
课程资源，围绕着实现目标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课堂里应用时实现最有效的整合。好课应该是这两个方面的完美组合而成的高效能的“乐队”。
在整体的设计上，课堂教学应该是紧凑的，不应浪费一分一秒；在具体的情境中，它可以是轻松的，充满着生命成长的快乐。
课是一个“点”：纵向延伸，包含着课前课后形成的一条“流畅的线条”；横向拓展，应该是多种资源在特定时空的凝聚，所以，上课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假定上面的认识能够成立，那么，我以为：做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教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注意研究和利用学生的“预期”。
    笔者曾经听过一节题为“生命的种子”的青春期教育课，内容是关于人类生殖的基本知识。对于高一学生来讲，这是一节比较难上的课。因为它涉及的是高中年龄段孩子们难以启齿但又迫切想知道的东西。这位同时担任学校心理室工作的教师，结合平时的工作，对学生的需求做了调查，针对学生的需要，她从“为什么要孝敬母亲”、“为什么女孩子要参加体育锻炼”、“女孩子为什么要拒绝婚前性行为”、“为什么要珍惜生命”等问题入手，将对话、讨论、图示、讲解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不仅讲清楚了必须要讲清楚的性生理常识，而且也恰到好处的让孩子们接受了性伦理、责任心等教育。整堂课气氛热烈而又融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这节课的成功就在于教师事先充分研究了学生的“预期”，并在课堂上注意利用好这个“预期”。大家都知道：一节课成功与否，能不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关键。而学习兴趣的核心，就是学生对所学内容的预期。传统的课堂教学，人们比较关注的是从教师出发的“预设－达成”这一线索是否流畅，而对于从学生角度出发的“预期－成长”这一线索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教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而学生则在下面“昏昏欲睡”，长此以往，“以学生发展为本”又怎么落实？可能有人会说：在教师进行预设时，一定会考虑了学生的预期，这可能是对的，毕竟一个成熟的教师，在备课时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学生的情况。但是，“考虑”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从我所观察到的课中，凡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往往不仅有良好的课内互动，而且，教学效果也是很好的。
    注意从学生需要出发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
笔者曾经听过一节初三毕业班模拟考试以后的试卷讲评课。按理，学生对这类试卷讲评课会十分关注，认真听讲。但那节课的课堂教学情况并不好。事后我了解到，在课上，教师化了不少精力进行的文言文讲评，实际上学生基本上都答对了，老师却依然按照文言文试题讲评的“预设”安排，以“串讲”“对题”为中心，重新讲一遍。而对于错误率较高的“现代文部分”，却语焉不详，学生依然“云里雾里”。
课后，在和执教老师交谈中，我了解到教师这样处理的想法是：由于本校学生来自农村，文言文的基础差，考试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答好的题，分析时一定能做出来。因此，想利用讲评重复一下，让学生掌握的更牢固一些。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说有多大的错，但关键是用怎样方式来落实。我们知道，按照现代课堂教学理论的解释，课程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课程标准、教材等“固定资源”，也包括学生等“活的资源”。像上面提到的这节课，假定教师能够根据学生“基本都答对”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按照“举一反三”的思路，将教材资源，学生这一活的资源等整合起来，组织讲评，同样能够达到“利用讲评重复一下，让学生掌握的更扎实”的目的，但课堂教学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在网络信息时代，教师们能够利用的课程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在硬件基本到位的背景下，课堂里多媒体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互动也已经不少。但是，怎样用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来用好资源，还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注意紧凑和轻松的辩证法
笔者听过一节小学四年级的作文课，话题十分有趣－－“味道好极了”。整节课给我的感觉是：既紧凑又不乏轻松愉快。据执教老师介绍，这节课是他们学校“美味的食品王国”主题单元设计中的一节。在这节课之前，进行的是“走进美食”的教学，要求学生在生活实践中了解美食，或者上网查询美食，然后把自己品尝美味通过作文形式与别人分享。这节课就是让孩子在和别人分享的过程中，进行作文自我修改的训练。在这节仅有35分钟的小学作文课上，教师充分运用多媒体手段，对学生所写的“飞饼”“麻辣豆腐”“猪尾巴”“小笼汤包”“粽子”等五篇短文进行了“分享”和相应的“作文修改”练习。从时间上看，这节课非常紧凑，35分钟讨论5篇作文，平均每篇不到7分钟。但是，执教老师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合理的进行了小组合作学习等教学方式，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四年级小学生在写这类作文中常见的问题，作了引导。由于方法得当，加上内容本身的趣味性，整堂课依然显得比较轻松活泼。
人们总以为：课堂教学就应该珍惜每分每秒，年级越高，学的内容越多，课内教学时间越紧张。为了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让学生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常常是“紧凑有余而轻松不足”，这本身有它的合理之处。但久而久之，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期望降低。怎样从“以学生发展为本”出发，来认识和处理好“紧凑”和“轻松”的关系？笔者以为，怎样认识和利用学生的“期望”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学习力”，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同样，“紧凑”也未必一定要板起脸孔说话，也可以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实现。关键在于：心中要有学生，要时时从“学生能不能高效的学会”出发来思考和行动。
    注意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我曾经听过两节同样以“飞天”为课题的课，所不同的是：一节是美术课，一节是音乐课。美术课整节课围绕着“飞天的美学思考”做文章。教师图文并茂的将“飞天由来”“飞天图案在形体、构图、动态、服饰等方面的美”如数家珍式的娓娓道来，同时，又以“画一画我心中的飞天”为作业要求，让学生们当堂作画。音乐课通过欣赏舞剧“丝路花雨”片断、舞蹈“千手观音”等，引出了本节课需要学习和欣赏的课题民乐合奏《飞天》。教师逐段播放、逐段讲解，引领学生们欣赏各种乐器怎样演绎飞天的。作为一般的美术、音乐课，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从让学生们整体感受飞天的艺术魅力，懂得同一个主题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而言，还是很有探索价值的。
我们知道，在班级授课制的背景下，课，只能一节一节的上。但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这一节”的理解和掌握，离不开“上一节”的铺垫和准备，也离不开“下一节”的巩固和拓展。“这一门”的学习，或许还得益于“那一门”的影响。两节“飞天”课，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教学，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努力做到“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瞻前顾后”比较容易做到，“左顾右盼”则难度较大。随着课改的深入，综合性课程、研究型课程的推进，这个问题也有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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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该帖第十楼以跟帖发的一文



》》读感：确属来自于作者的观察与思考，说得挺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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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感：在论坛做连续的《读书小札》专帖，挺好的。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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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百年大事记【北京大学；蔡可】

一、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
    抗战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回想起幼时在私塾背诵经书的场景：“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山才散学。”在他的眼里，这样的教育“简直像监狱”。伴随着保国强种的需求，清政府在回光返照的最后十年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政”，落实在教育上的，即是1904年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及大致同期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
    “语文”也在这一大潮中渐渐走出混沌，但当时的学科设置并未使用“语文”这个概念。出现在小学及中学学堂章程中的，与现在语文有关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这两个科目，后来语文课程的发展及针对语文的讨论也多从此而来。语文教研界一般将其看作是语文单独设科的起点。
二、辛亥前后，语文教科书百花齐放
    辛亥时期，年轻的商务印书馆编辑陆费逵看准了形势，暗中开始筹划适于共和制的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书局也在同一天扯起了营业的大旗，陆费逵由商务编辑摇身一变为中华书局总经理。随着民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制教科书，陆费逵先期预备好的中小学教科书迅速渗透进原先由商务独霸的市场。
    “五四”之前，商务与中华占据了教科书的大半江山。在中学语文教育里，前者的国文教科书有林纾(1908年)、吴曾祺(1908年)、许国英(1913年)版，后者有谢蒙(1914年)、谢无量(1917年)版。不过在学者孙俍工看来，“大都不外以下四种的文章：(一)《古文辞类纂》、(二)《昭明文选》、(三)《经史百家杂钞》、(四)唐宋各家的诗”。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国民学校国文改国语，商务凭借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良好关系在教科书市场抢得先机，将国语运动、新学制改革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在语文教学中。平民教育运动使得受教育人数有了持续的增长，也带起了教科书市场的巨大商机。
    众多出版机构共同逐鹿教科书市场，这使得语文教科书的色彩变得更加斑斓。早期“文选”、“桐城”的选文模式早已打破，白话文因普及知识的需要堂而皇之地进入课堂。
三、1920年，国语教育兴起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国民学校中实施国语教育。黎锦熙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国语课本，选入了这样一篇课文，它讲述几位中国学生到日本后遇见同胞，但语言的障碍令他们形同两国人。幸好有文字还能沟通，最终“我们”知道了这位女学生是“中国”人，怅然而去。不懂“国语”就无法求得认同，似乎是这篇小文章试图“编码”进教科书的深层意义。
    概括来看，当时国文(古文)与国语的冲突很像是“民族主体性”与“国民素质”的冲突。一方面，是国家主权的危机，这需要民族认同感的提升，培植“国语”与“现代文学”，促进传媒(现代报刊)发展固然是塑造想像共同体的手段，但重新浮出固有的“国文”也不能忽略。20年代后整理国故对中学语文的影响，30年代后读经重现、文言文在教科书中比例回升，都是与这一思潮密切相关的。
四、1922年，学程制分阶段实现教学目标
    1922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会议，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1922年11月正式颁行。此学制称作“壬戌学制”。
    以杜威、孟禄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思想对“壬戌学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平民教育”、“个性发展”、“生活教育”都直接写进了学制的七项标准中，在学制改革的带动下，1922年12月，各学科课程纲要出台，参与制定中小学国语部分的有胡适、叶圣陶、吴研因、穆济波等人。
    课程设置几乎照顾到了语文高级阶段所能容纳内容的方方面面。如当时著名的江苏省扬州第八中学在高中选科甲组(文科)中的学程设置是：第二年：文学概论、高等文法。第三年：文字学、修辞学、应用文。第四年，名学大要、文学史、美术文、群经大义。
五、1924年，《新著国语教学法》问世
    黎锦熙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的重要业绩是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详细地说明国语教学的目的，在语文形式方面，揭示了听说读写四项共通的关系，他批判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并广采博取，引鉴国外的教育科学理论，总结国内语文教学改革与实验的新成果，设计了讲读教学的三段六步法(理解：预习，整理；练习：比较，应用；发展：创作，活用)。有理论架构，也有实际的“操作指南”。黎锦熙将语文教学分解成注音字母、读法、话法、作文、写字等几个教学单元，为这些基本训练做出了经验概括。
六、1930年，《中学生》创刊，课外读物与语文
    1930年，有感于青年读物太少，夏丏尊、叶圣陶、金仲华、顾均正这些从立达学园就在一起的朋友们围绕在开明书店周围，创办了一份名为《中学生》的杂志。它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常见栏目有：世界情报、科学拾零、美学讲话、文章修改、文艺竞赛……基本上都是与中学生成长相关的话题。
七、1935年，《国文百八课》出版，语文科学化
    1935年，叶圣陶与夏丏尊编辑出版了《国文百八课》。这套教材原计划编六册，每册18课，后来因为抗战只出了四册。它的最大特点在于“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也就是说，以应用语言学的知识统领整个教材，以文话为中心编织单元，从“工具”意义上注重循序渐进地培养语文能力。
    作为语文教材科学化的代表，《国文百八课》对后来的教科书编制影响很大。
八、1940年，《国文月刊》创刊
    1940年，任职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们主办了《国文月刊》，主编是著名学者浦江清，先后出任编委的有朱自清、罗庸、沈从文、王力、余冠英等。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编者还特意提到“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
九、1949年，国语、国文更名为“语文”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和“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叶圣陶对此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1950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由罗常培、魏建功、吕叔湘、王泗原等编订的初、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认为：“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十、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
    1956年4月，教育部正式下达了在中学及中等师范学校中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通知，一场全新的变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可惜的是，摸索中的文学课受苏联的文学教学法影响比较大，被讲成了繁琐的文学知识课、模式化的文学分析课；文学课与汉语课的教学任务也没能很好地结合。汉语课同样存在问题，教学语法体系固然完备，然而忽略了学生的接受问题，忽略了叶圣陶早在40年代初就曾说过的，“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再加上“左”的影响及师资问题，试验一年半即被停止。
十一、1959～1963年，语文教学问题讨论
    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为重点学科，要求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抓紧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为此，全国开展了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两主题：1.语文教学目的任务；2.怎样教好语文课。
    1961年，《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讨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应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与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
    这场讨论还提出了“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等主张，上海语文教育界把“加强双基”具体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这场大讨论的成果迅速反映在1963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和以后语文教学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十二、1966年，政文合一的语文
    1966年，在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导下，政治和语文合一，教材中应多多“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十三、90年代末，文学教育回归
    1997年11月号的《北京文学》注定在语文教育史中无法被遗忘。本期刊发的一组文章(邹静之《女儿的作业》、王丽《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试图道出语文教育中的沉疴。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多的杂志加入到语文讨论中来。世纪之交，又有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孔庆东等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等论文集出版，语文教育界一时热闹非凡。
    60年代初的语文大讨论主要是语言学界在发言，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如何让语文回归语文是当务之急，那时文学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这一次的参与者主要是文学界的学者或是作家，面对消费社会对精神的侵蚀，面对机械的语文教学，面对标准化考试对文学的肢解，文学界不再沉默。
十四、新世纪，“语文”将会是什么样?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与内容，基础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各科教学大纲也随之开始修订。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阶段颁行。截至今年，新课标在实验区已经有毕业学生。
    从教育部新课标跟进项目的调查报告来看，一线教师普遍欢迎课改，但对于如何把握语文新课标所界定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老师找不准方向。如何将新课标的一些概括，诸如“语文素养”、“语文实践”落实，仍需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来看，改变知识本位、学科本位，提倡学生主体，课程管理适当放权，改革评价机制，这些以往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都已被提出来。在当下大的时代背景下，“语文”将会，什么样，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担当的使命。    (摘自《书城》2004年第9期，蔡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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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中文系 中文系何为

徐百柯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0-13

     中文系应该被认识为“母语系”。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近日访谈中透出的意思。他说：“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这还说得客气。陈教授接着从中文系建设谈到了“母语教育”的问题。“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这番话可视为中文系的检讨，当然，也不妨看作对大学、教育乃至整体社会素质的批评。

提及大学，人们往往比较关注校长。这固然不错，只是有时候未免忽视了更具知识分类学意义的系主任一职。这一职位，要求对本学科的内涵、谱系、格局都有通透的了解与思考。

    今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这样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自然应该出来坦然面对公众与社会，阐述中文系及中文学科的价值与意义。其中最核心的一点，陈平原说透了：事关母语与母国。

    中文系的工作，当然涉及我们母语的传承与演化，并且，陈平原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揭示了中文系其实可以有更高远的追求———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过，陈也相当清醒。他承认，1990年代以后，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中文系师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力量却不太大。

    来源：2010年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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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辑北大中文系42位博导代表性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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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学记 旁听生眼中的北大教授们

2011-06-25  新京报 　

近日，《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出版，本书作者于仲达在北大旁听了三年，他记录了数十位学者的讲座风格，展现了这些北大学者的风采。本报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学者 陈平原 “一九饿七年”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
　　在北大，操一口潮汕普通话的陈平原，能把1927年说成“一九饿七年”，却挡不住学生蹭课的兴趣。
　　跨校的、跨专业的、跨学科的，常常坐满一屋子，小教室要换做大教室，正点来的，很可能只有窗台和地板坐了———这位先生不但知识广博，台风好，还对旁听生很关注。
　　知识广博，因为陈平原爱读书，数十年来“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北大首批文学博士，他在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开山鼻祖王瑶的私淑弟子里，也以“文气”著称。
　　陈平原追求一种“学者的人格”，在广州演讲时批评目前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公开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以表明自己“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
　　他并不欣赏积极干预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认为即使学者关心政治，也是出自这种人间情怀而非社会责任。
　　“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陈平原如是说。
　　在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的第六讲里，鲁迅作为“有思想的文学家”的形象被重构了，批判和启蒙色彩被淡化了，转为平静书斋里的文史学者。
　　有人说，这或许隐隐寄托着陈平原自己的向往，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享受学问的乐趣。像周作人一样，他在学术著述之余，坚持写散文小品，寄情山水，只在这有限的园地里宣泄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激情 钱理群 手舞足蹈，头上冒蒸汽
　　钱理群：男，1939年生于四川重庆。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
　　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汽，纷纷扬扬的粉笔灰落满全身，和流出的汗混在一起。
　　黑板擦攥在左手，粉笔捏在右手，双手不时在空中舞划着——
　　这是很多学生能回忆起钱理群的激情演讲画面。学生说他是“一个激情燃烧者”，声音有种魔力，能产生“催眠效果”。
　　这种激情未受时间影响，他爱描述“鲁迅式”知识分子，给22届学生连续讲了17年的鲁迅，从1985年到2002年正式退休，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早在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贵州下放的18年，就写下了一两百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
　　他从鲁迅身上读到了“民间立场”的批判意识、“反抗绝望”的激情和“对学院派文化脱离现实”的反感。这与钱理群本身的精神世界相呼应。他社会经历丰富，如今虽然身居学院，但“不追求永久的学术价值”，因此对北大的硕士、博士过于学院化的教育很失望。他热爱的鲁迅研究是生命化研究，推崇的教育是生命化教育。
　　有言论认为，激情带来的过分融入，显得有些“极端”、“躁动”。过分的启蒙姿态，也难免不够客观。而激情钱理群身上“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的执著精神，给后学者的启迪在于———启蒙了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怎么启蒙。
　　悲悯 何怀宏 温和得很，从不批评
　　何怀宏：1954年生于江西，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等。
　　住在密云水库边的何怀宏，喜欢发呆和走路，除了思考人类的终极问题，每天他还要快走30公里。不论何时，沉浸在思想里，他便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
　　学生们读完他深沉的哲学著作《人类最悲惨的思想》，心生敬畏，不料先生本人却温和得很，从不批评学生。
　　其人讲课语速缓慢，身材硬朗，一头棕发，经常有学生猜测，他的军旅经历是不是给他带来了点什么———因为在他的眼神里，威严和宽厚交织。
　　作为“69届初中生”， 何怀宏当过钣金工、翻砂工，还做过更生灯泡，1972年底去塞外当兵，1978年上“五七”干校，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一批人，这种生命体验让他格外关注鲁迅和俄罗斯文学。
　　研究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们，需要坚韧的灵魂承受力。比如鲁迅本质上是反快乐主义的，能承受精神的痛苦，特别能承受残酷的灵魂考验，有过基层体验的何怀宏在他们的品格中读到了与自己相似的悲悯。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氏有一种可贵的问题意识，把时代、永恒、信仰和社会都结合起来了，里面有最切实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同时也有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望。
　　何怀宏除了审痛，也不缺乏感受爱的能力，在鲁迅这个典型上，他特意把鲁迅与耶稣相比。认为鲁迅是用尘世逻辑出发，主张改造国民性，而耶稣却是以最终彼岸为归宿，以爱感召人类。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坚定的温和者。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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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录】
　　周学农 “不问则可，问则写”
　　一次佛教史课，有学生交期末作业，一张白纸而已。交时目光如炬，镇定自若曰：“一切是空，故交白纸。”学农师曰：“一切皆空，原应不交。”某学期禅宗专题课，“农哥”布置大家做文章一篇，充作期末考察。一学生给老师发来一幅图画以充作业。“农哥”回信三个字：“收到了。”哪知同学学禅不到家，过了几天不能放下，给老师复信：“周老师，不知道我的作业行不行？”“农哥”答道：“不问则可，问则写。”
　　周学农（北大佛教与道教教研室副教授）
　　高远东 用音乐来演绎鲁迅
　　2008年5月6日这节鲁迅研究课上，高先生请来了交响乐家王西麟先生现场用音乐来演绎鲁迅的作品。王先生经历坎坷，富有激情，他分别放了三首自己谱写的纪念鲁迅的音乐：黑衣人歌里，古老、蛮荒、神秘、恐怖；《过客》的配乐，凄风冷雨，毛骨悚然；第五交响曲，深情、愤懑……时时感受到一种抗争和冲突，特别是《铸剑》中的那种殊死搏斗的精神。由此可见，高先生推崇鲁迅先生身上的那种生命的强力。
　　高远东（北大中文系教授）
　　李零 “玄牝”何解？
　　李先生拿着各种版本的《老子》，开始讲课。
　　“玄牝之门，天地之根。”李零讲“牝”字，讲得很“黄”，他认为牝是“牛X”，并引用《肉蒲团》中的描写场面，当说到“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阴阳交欢”、“牛X”之时，围坐的学生都笑了。两个紧靠李先生坐着的女生，直直地盯着他，合不拢嘴地笑着。
　　李零讲老子集学术、见识和幽默于一体，时常惹人发笑。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中国的立场
　　有一次，陈晓明和杜维明对话。杜维明提出，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此时，陈晓明再也无法顾及他经营了多年的西方“知识谱系”，转而主张“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法”了。部分语录摘录如下：
　　韩寒是“80后”中少有的有创造力的人物。
　　郭敬明是他们这代人内心经验深刻的体验者和表达者。
　　陈晓明（北大中文系教授）
　　杨立华 圣人的生平
　　杨立华如是说：
　　以上就是孔子作为一个圣人的生平，请不要用各种浅薄、丑陋的心态去竭力丑化孔子，作为一个现代人，这样做只能显示你自己的内心有多肮脏。否定圣人的存在只是内心软弱无力的表现。
　　我这个人非常随和，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某些人想尽一切办法侮辱孔子。有一个朋友和我交往七八年，仅仅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他用轻蔑的语气侮辱孔子，我就因此和他绝交了。
　　杨立华（北大哲学系副教授）
　　本版摘录/特约记者 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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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２０１５年４期文章：

　　温儒敏：读经典就是思想爬坡

　　学者温儒敏人如其名，总是温文尔雅，谦逊有礼。人们总爱将他与另一位同门钱理群相比较，一个温和，一个张扬，对此温儒敏说：“老钱精力旺盛，非常热情和冲动，使命感很强。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扔手榴弹的，而我是清扫战场的。这个社会需要钱理群这样清醒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但建设性的工作也难，需要更多人来做。”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位于北京圆明园附近他的家中采访。30多年来，温儒敏先后担纲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以及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受聘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和语文课程改革，最近又提出“文学生活”，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和回馈社会。

　　

　　更喜欢“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

　　我祖籍广东紫金，父亲是西医，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父母的管教不是太严，这倒给了我们相对自由的空间。我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上小学的，那时的语文课并不像现在整天要考试、写作文，弄得毫无趣味。教我们语文的黄老师每周都用一堂课读小说，一些小说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像《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这是给大人看的，孩子听了很新奇，上课听完下课再去找来读，现在想来也是一种启蒙。

　　到了初中，我的阅读兴趣就相对广泛了。那时书很少，但很多名著像《白痴》《安娜卡列尼娜》《世说新语》“三言二拍”在县城新华书店都能找到。现在我在书店里看到，卖的主要是教辅、养生之类的书。

　　最近我写文章提倡要让学生学会“连滚带爬”地读“闲书”。我上小学时读《西游记》，很多字不认识，就顺势而读，不喜欢的就翻过去，读到妖怪就多看两眼。如果按照现在语文老师的要求，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理解的词要弄通了，还要分析段落大意，就很难有兴趣读。读完《西游记》，再去找《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来读，阅读能力自然就提高了。现在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读书很慢，可能因为扣得太精细。“不动笔墨不读书”，大可不必。

　　我读大学的时候遇上“文革”，当时文化受到冲击，但依然有自己的读书生活。那时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还有一些西方现代作品的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但发行量也在五六万册，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三帝国的兴亡》《西方哲学史》等，我都千方百计地找来读。比起功利性阅读，我更喜欢“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

　　我们这一代学者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人生历练多一些。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委当秘书，工作了8年。基层的历练对我大有好处，知道痛快文章易写，但做实事很难。

　　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在著名学者王瑶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6年。王瑶先生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课，大约个把月有次讨论，每次由一位同学主讲，王瑶先生抽着烟斗静静地听，不时点评一两句。讲过一次之后，他发现问题叫你改，然后形成一篇论文。现在想来，那是很“奢侈”的，不像现在教学容易沦为“批量生产”。

　　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读书时光。我们各自有一套学习计划，不用考虑在什么核心期刊发文章，也很少考虑毕业后找什么工作，更不会打赚钱的算盘。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所涉及的作品和论著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是班长，为大家找书，可以直接进图书馆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整个研究生阶段大概看过上千本书。

　　王瑶先生睡得晚，一般是上午10点多起床，然后就抽着烟看报纸。他家里总是客人不断，喜欢议论时政，品藻人物。他关心社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做学问很严谨，但不拘泥，很大气。在他看来，学者要关注社会，要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馈社会。现实关怀本来就是北大文科的传统，在王瑶先生身上体现很突出。这些影响对我是潜移默化的。

　　这些年我用很多精力关注基础教育和语文教学，也算是回馈社会吧。中小学教育问题很大，所以10多年前我在北大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后来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还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我做这些都只是“敲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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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当去除官本位

　　从1999年到2008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但极少听到有人叫我“温主任”。若叫我“主任”，我会不自在的。学校是教学科研单位，要有自由宽松的空气，不要有官场那一套。可是现在的大学官场化越来越严重，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这样一个氛围，怎么谈得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正在腐蚀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除了官本位，高校的市场化趋向也对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因为教育投入不足，学校只能忙着自己去赚钱，扩招，办各种班创收。连北大都受到商业冲击，校园里什么班都可以办，只要能赚钱就好。像一些天价老板班，真给北大丢份。

　　这样做，老师的心态也受影响，不少教授身兼数职，不能把精力真正放在教学上。许多教授都不教本科，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还有就是“项目化生存”，为了获得指标写很多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我当系主任时，实施代表作制度，几年内有较高质量的文章就行，不求数量；还有就是坚持不办 “创收”的班。现在看来好像很难了。

　　官场化和市场化的弊病产生当然和教育管理体制有关，体制是必须改革的。但作为教师，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体制改革很难，但每个人自己能改一点是一点。比如给学生上课，这是本分。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认真，不负责任，自己没有做好，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人人抱怨，又人人参与，问题也就总解决不了。

　　不赞成“读经”，但主张积极的文化传承

　　我常说要多读些经典，多关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理应继承，但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继承和吸收优秀成分，摒弃那些落后的成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好的；但“存天理灭人欲”，这就压抑人性，非常不好。我们也不能有幻想，以为只要复兴国学就可以挽救当前的精神危机。中国还是要面向世界，年轻人未来也要面向世界，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应当继承，但不等于膜拜传统，再照搬古人那一套没有必要。

　　另外，我们说到传统文化好像就是四书五经、儒学，这也不完全。民间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那套学说历来主要在“场面”上流行，而民间自有代代相传的文化。像《增广贤文》里许多言警句，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更大，学界却很少研究。

　　要多读经典，这和我前面说的“连滚带爬”读各种书不矛盾，经典是需要精读的。读经典是“磨性子”，也是思想爬坡，虽然有些难和累，但每上一个高度，都能有所收获。比如说鲁迅，由于时代隔膜，年轻人可能不喜欢读，但总要有所接触。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鲁迅是最了解中国传统、最了解中国人的。他很敏锐，目光犀利，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是带着自己的血肉和体温的。我们要珍惜这份精神资源。

　　年轻人总是比较喜欢流行文化，这可以理解。但有一条，人不能光是消费，要有积累，要多去获取那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精美的东西。“读书养性，写作练脑”，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应该有一个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抚慰自己的心灵，读书就是一种好的方法。写作也不完全是为了锻炼文笔，主要是梳理思想，寄托感情，保持清醒的头脑。

　　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

　　我的专业是文学史，主要研究现代文学，近年来我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拓展。这个提法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搞文学研究，一般都注重探究作家作品或者文学思潮，比如一部小说出来，批评家就去评论其得失；一个电视作品出来，评论家又去评价其优劣，基本上就是从作家到评论家或者文学史家，在这个小圈子打转，我称之为“内循环”。至于一部作品的普通读者如何接受？极少有人去过问和研究。比如“四大名著”，要求孩子从小就读，社会影响极大，可是它对于孩子们的精神成长起到什么作用，有没有负面的影响，极少有人去调查研究。

　　我提出“文学生活”，就是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弄清楚国民基本的文学生活情况，比如农民工读书的情况，城市白领的文学生活，新媒体对于阅读的影响，移动阅读的发展趋势，网络文学生态，甚至还有出租司机听广播评书的情况，等等。我希望这种研究能够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同时也让文学研究更加“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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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论语文教育》观点摘录


1．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难得多，在教育领域那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光批评抱怨不行，还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很多看法虽是“敲边鼓”，本意却是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基础教育和母语教育。

2.所谓语文就是母语学习的课程。母语虽然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但这需要过程，所以母语要长期不断学习，语文素养的提高是长远的事情。

3.现在高师教育课程设置老旧死板，既缺少理想的观照，又脱离实际，把学生限定死了，很难培养出优秀教师。

4.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人文精神不等于文人精神。语文教学不能以培养文人、培养作家为目标，连大学中文系都不能以此为目标。学语文主要是要学会表达，学会熟练、准确、得体地使用汉语。

5.语文课要解决读写能力，实践性很强，必须有反复的训练和积累，训练的过程不可能都是快乐的，甚至也不可能都是个性化的。

6.把语文功能无限制地扩大，好像很重视语文了，到头来可能“掏空”了语文。

7.真正让学生喜欢语文，享受语文激励心智发育的喜悦，同时又能够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底子。

8.“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观念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千百万家长，让他们紧张。一个人的成长不是短时间的，如同跑马拉松，一开始在起跑线上就绷那么紧，能跑下来吗？可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几乎成为 “集体无意识”了。

9.教师应当在“应试”与“兴趣”培养之间找平衡。语文高考就是戴着镣铐跳舞。

10.课改的大方向没有错，是大趋势，应当积极推进。但局面打开了，步子不妨稳一些。随着课改深化，必然会出现许多原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进两步，退一步，也是必要的。

11.要为语文课“减负”，减轻语文老师和学生的“心理负担”，不要把什么东西都交给语文课来承担。如果把人文性搞得很玄乎，工具性又不明确，不敢理直气壮抓基本训练，那么情况会很糟。

12.中学语文改革应该考虑大多数人的问题，首先要让学生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特别是阅读的能力。

13.不能将语文的工具性和基础训练一概说成是应试教育。不能离开语文教学规律和基本的要求，否则所谓素质教育也可能是虚的。

14.“守正出新”，考虑和以往教学的衔接，不搞颠覆性的大变动。既保证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又考虑学生不同的学习兴趣和发展的要求，利于个性化的学习。

15.课改目前还得在高考的框架下进行，在高考框架下课改能走多远，就尽量走多远。完全不考虑高考，甚至忌讳谈高考，是脱离国情，脱离实际，这样的课改恐怕很难成功。

16.靠拍脑袋来搞教育，非常危险。这方面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

17.高考练习的内容插进来太早、太深、太多，不是从学习梯度由浅入深不断积累提升，而是一开始就卷入题海战术，能不让学生反感、腻味？

18.课改为什么难？原因也在于缺少配套的政策措施。你这边搞课改，那边又容许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容许学校商业化，而且给老师给学校那么多的压力，那不是彼此抵消了吗。

19.课改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果停留于经验层面，光是靠观点加例子的争论，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学中文出身的老师，长处可能在感性，会写文章，短处是缺少科学的方法训练。

20.诗词课要求阅读主体的融入，讲求氛围的浸润，没有阅读的引导，那情味就出不来。

21.上课可以放开，让学生发挥，但一堂课下来，必须有所积淀，必须有些“干货”可以把握。这就要画龙点睛，总结提升，凸现知识点。

22.认为选修课只是扩大知识面，放弃基础性要求，是个误解。选修课教学方法应当更加注意引导式、启发式、讨论式。学生阅读为主，老师适当讲析引导，可以理解为是阅读型教学。

23.课改还是要有些理想主义，有些冲击力度，要不断突破应试教育框架，以此促成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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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课改举步维艰，一线老师对课改冷暖自知，从长计议，还是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不要拆台，要补台。

25.除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力在更加个性化的相对宽松自由的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

26.真正体现人类智慧、能够长远地涵养我们性情和心智的，还是经典，而不是那些痛快的吸引人的流行读物。经典是主食，流行读物只是冰淇淋。总不能不吃饭只吃冰淇淋。

27.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获得一时快感，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而某些商家传媒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 “恶搞”风就酿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沙尘暴了。

28.阅读教学除了学习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读书习惯，把阅读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

29.应当强调在阅读教学中尊重孩子的天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培养想象力。

30.高考作文是有规律可循的，要了解这个规律，克服作文的“挫败感”。

31.文体“套路”的练习容易束缚个性，但模仿式的作文教学对于学会一般的文字表达，也不无好处。大量的阅读能启发心智，活跃思维，积累素材，培养对文字的感觉，掌握各种文体、与表达方式，自然也就提升了写作能力。

32.高考作文应侧重考文字表达能力，文笔、文采并不是主要的，不应当侧重考这些。现在的语文教学过于偏重文学性，很在意文笔，所培养的学生思考力、分析力可能偏弱。以为文笔好就是语文好，这是误解。

33.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写作课主要还是培养有比较通顺的文字表达能力，而要达到个性化写作，恐怕有些“奢侈”了。

34.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35.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36.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

37.“大学语文”主要还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让学生体味母语之美，人文之美，培养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亲近感、自豪感。学生有了这方面兴趣，会不断积累学习，终生受用无穷。

38.对母语的轻视，最终会严重降低公民的文化素质。建议实施汉语考级制度，把“大学语文”的教学也纳入考级，对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语文素质的提高一定会有好处的。

39．多数大学目前存在“四弊”：市场化、平面化、官场化和多动症，校园成为为升官发财做准备的地方，这和大学精神是违背的。大学文化和社会主流、时尚要适当保持距离，最好的大学总是精神高地，有她的格调，气度，魅力。

40.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理应成为北大校训。

41.现在许多大学和院系变得世俗了！什么都盯着市场，什么都要赶潮流，把排名竞争看得那么重要，结果把空气搞得越来越紧张，不知学术自由为何物了。过去是政治干预太多，没有自由，现在则实际利益之争太多，还是没有自由。

42.现在各种名目的评比排名太多，学术指标量化的要求太刚性，僵化的管理办法助长了浮夸的学风，很多老师没有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教学上。

43.大学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培养人才，本科教育最能体现一个大学的教学水平。

44.过早功利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教育对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很不好，那些泛滥成灾的粗鄙文化、搞笑文化，在影响着青少年人格的健康成长。

45.读经典要沉下心来，有一份超越，有一份尊崇，调动感觉与灵性去接近、理解，深入堂奥，高雅的兴趣就会慢慢培养出来。

46.怎样将中学课程与大学的基础课衔接起来，把学生被“应试式”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是个难题，但大有文章可做。

47.现有的学术生产体制，很不利于做学问，对于人文学科伤害更大。学术泡沫的出现跟学术生产体制是有关的。这种状况估计短时期难于好转，我们只好与之共存，又尽量减少受其困扰，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环境中保留一份学术的尊严。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观点摘录